父亲的幸福生活

       父亲是位革命伤残军人。他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亲历了著名的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负伤并荣立二等功，在济南“荣誉军人学校”学习疗养了5年后，于1956年转业回乡。  

       父亲回农村后跟母亲结婚，有了我们兄妹七人。父亲是一介“武夫”，照看众多子女的任务落到了母亲这样一个家庭妇女身上，她根本无法脱身去生产队参加劳动。不参加劳动就挣不到工分，没有工分就分不到钱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是党的优抚政策支撑起了我们这个脆弱的家庭。按照政府规定，我们所有家庭成员每人补贴一个整劳力的工分，吃生产队的平均口粮。每年年底，我们家能跟村里其他人家一样分到一些钱；春秋两季，母亲都能从生产队背回几麻袋粮食，供全家一年吃用，保证了我们生活无忧。父亲是乙等甲级伤残军人，在战争中头部负伤，留下的阵发性昏厥时常让我们心惊胆战。一犯病，他就躺在地上人事不知。面对这场面，母亲往往手足无措，年幼的我们只能号啕大哭。此时，大队党支部书记就会让生产队长喊人抢救，乡亲们就会放下农活，或做个临时担架，或用手推车把父亲送去医院治疗。住院期间，也是村里派人轮流值班，日夜守护。父亲脑部受伤，病根难除，每年要吃很多药，花费很大，凭我家经济状况无论如何负担不起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当时实行的是合作医疗制度，抢救性的大病，费用由政府负担，日常小病则从乡镇集体支付。连续几十年的反复治疗，才使父亲病情逐渐好转，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情绪稳定而健康的人。

       父亲病好之后，我们兄弟姊妹渐渐长大，旧房显得越来越拥挤，需要盖房分住。当时我们家庭生活刚够温饱，哪有余力盖房子？母亲为此一夜愁白了头。村党支部了解情况后十分关心，决定帮助我家盖新房。支部书记先派人到我家放线铺基，然后动员乡邻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凑檩条，送麦草，拉砖拉石。建房期间，不用管工匠们吃饭，由生产队给他们记工分，或者动用义务工。我当时十几岁，记得盖子盖到一半，遇到了一场瓢泼大雨，眼看墙倒屋塌，急得父亲哭了起来。生产队长立即赶来帮忙，号召附近村民一齐出动，拿塑料薄膜、秫秸捆等一些遮风挡雨的东西跑到我家，尽管大家淋成了落汤鸡，却把新房苫盖得风雨不透。不久以后，我们便住上了较为宽敞的新房。

       作为老大，我跟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高中毕业后独身一人闯关东，跑到长白山原始森林当“盲流”。为了照顾我们家庭，村里特意让我从东北返乡当了民办教师。后来经过努力，成了一名国家工作人员。十几年中，我们兄弟姊妹上学都受到了照顾，不仅免除了大部分学杂费，还有生产队工分照顾和助学金，各人都学业有成，有了很理想的前途。 

       改革开放之后，父亲的抚恤金也一步一步地增长，近几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，足够让父母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不久前父亲还领取了公费医疗证，医疗费用不再从乡镇解决，而是由国家财政负担，不需掏一分钱，只拿个小红本就可以住院治病了。在去领证的时候，民政助理对我说：“咱镇上的革命伤残军人，都跟你父亲一样享受公费医疗了。”

       如今，九十岁的父亲精神依然矍铄。他经常对我们说：“党和政府一直没忘我们这些老兵，都是中央的政策好啊！”